使徒约翰在《启示录》中写道：“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‘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！’圣灵说：‘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’”（启14∶13）约翰所记述的，是来自“天上”的一段对话，一呼一应之间，给了“在主里面而死的人”一个极其宝贵的应许——“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”。两千年来，这个鼓舞人心的应许激励了无数基督徒，为了“作工的果效”，他们坚守信仰，忠心侍奉，心甘情愿地经受任何“劳苦”。由此可见，这段来自“天上”的对话有多重要。

最近再读这段经文，我特别注意到了前面的部分——“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‘你要写下’”，因为这个部分向我们交代了后半部分的来历：首先，这是约翰亲耳“听见”的；其次，这是约翰亲手“写下”的。因此，当我在为上帝的应许激动不已的时候，也不由得为约翰的“听见”和“写下”感动。假若没有约翰的这两项工作，我们是不是就无从知道上帝的这个应许了呢？于是，我便想到分享这篇关于“听见”与“写下”之关系的文章。

首先，我们来谈“听见”。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到“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”这个宝贵的应许，这与约翰的“听见”有重要的关系，倘若他没有“听见”这次来自“天上”的对话，我们就无法感受这个应许所带来的震撼。写作《启示录》时，约翰正在拔摩海岛经历流放生涯，他的身体失去了自由，但灵性却获得了活力，因为他能比平常更多地“听见”上帝的声音，阅读《启示录》时，类似于“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”的句子会不时映入眼帘，此即为明证。“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”，是约翰这一时期一次重要的“听见”。约翰向来特别看重这种“听见”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赐予他的恩典，这种“听见”能够确保他所传讲的信息来自上帝的启示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愿，他在《约翰一书》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：“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，所看见，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的。”（约壹1：1）约翰如此重视“听见”，所以他学会了聆听。

新约时代的使徒与旧约时代的先知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但他们的经历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之处，就是常有特别的“听见”。旧约时代的以利亚有过这样的“听见”：“那时，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；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；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；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”（参王上19：11－12）新约时代的保罗也有过这样的“听见”：“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”（林后12：4）无论是以利亚听到的“微小的声音”，还是保罗听到的“隐秘的言语”，都对当事人的侍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相反，倘若某个时代“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”（参撒上3：1），那不仅是先知本人的悲剧，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。因此，每个时代的牧者，都会十分看重“听见”。

为了对上帝负责、对自己负责、对教会负责，我们这个时代的牧者也必须重视“听见”，必须在与上帝的团契中聆听“微小的声音”或“隐秘的言语”。只有如此，我们的生命才不会华而不实，我们的讲道才不会空洞无物，我们的侍奉才不会劳而无功。为了能够时常“听见”，我们应该像以赛亚一样，追求“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”（参赛50∶4）这样的属灵经历。

其次，我们来谈“写下”。上帝准备把“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”这个应许告诉约翰时，特别嘱咐他：“你要写下。”因为上帝知道，倘若约翰不能将所“听见”的内容及时“写下”，这个宝贵的应许就可能随着使徒的离世而悄然失传。约翰遵从上帝的吩咐，真的将之“写下”，因此我们在两千年之后依然能够读到这个应许。渔夫出身的约翰，应该不会有太高的文化，但他却有强烈的写作意识，除了《启示录》，《新约圣经》中还有他的四本著作——《约翰福音》、《约翰一书》、《约翰二书》和《约翰三书》，《约翰福音》的结尾部分，他还表达了想要继续写作的愿望：“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；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，我想，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”（约21∶25）

两千年来，基督的教会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神学典籍、灵修资料及经典圣诗，这得益于历代牧者将自己的“听见”及时“写下”。从教会历史的发展来看，上帝会使用人的智慧，也会使用人的口才，还会使用人的文笔。巴克莱（William Barclay）在描述马太的蒙召时，就特别写下一段关于文笔与蒙召的话：“马太离开了他收税的桌子，可是他从那个桌子上拿走了一件东西——就是他的笔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可以说明耶稣怎样使用一个带到他面前的人。在十二个门徒中，似乎没有另一位比马太有更敏捷的手笔。加利利的渔夫不可能在书写或拼凑字句的工作上，具有多大的技巧。这个人的职业教导他使用一枝笔，他就用这枝笔，写成了第一本耶稣的教训；而这本福音书应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读本之一。”每每读到《圣经》或者其他一些经典著作时，我都会不由得感谢这些作者，因为他们有“写下”的意识。试想，假如约翰没有“写下”，我们就不会有《启示录》；假如马太没有“写下”，我们就不会有《马太福音》；假如奥古斯丁（ Aurelius Augustinus ）没有“写下”，我们就不会有《忏悔录》；假如班扬（John Bunyan ）没有“写下”，我们就不会有《天路历程》；假如考门夫人（Mrs. Charles E. Cowman）没有“写下”，我们就不会有《荒漠甘泉》。

阅读前辈的传世佳作时，我总会不由自问：“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，我们将要给后世留下什么呢？”我知道，我们这个时代不乏常有“听见”的牧者，因为好多牧者都保持着灵修的良好习惯，但习惯于将自己的“听见”及时写下的牧者实在太少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为能有更多愿意“写下”的牧者而恒切祈求。我的老家陕北有一句谚语：“话是风，笔是踪。”意思是说，话语会像风一样一掠而过，但笔可以为其留下踪迹。诚哉斯言！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，无论多么精彩的言论，假若没有用笔将之及时“写下”，最终就只能成为一股随起随灭的清风。

我的社会学历只是初中，本来不具备写作的条件，但我在刚读神学时就开始学着写作，因为我那时就领悟了“写下”的价值。尽管在专业人士看来，我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涂鸦，但对我而言，却不会放弃“写下”的努力，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在灵修和默想中所得的“听见”随风飘零。